相配的如瓷娃娃一般小巧细腻的手，就惊叫起来：“雨农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戴笠快步走到杜月笙的车前，自己拉开车门钻了进去，向司机吩咐：“不必休息了，直接去军用机场吧。”

在机场的候机室里，中美合作所的美军准将梅乐斯正在等待他们。戴笠为他们彼此作了引见后，一行人登上了已在等候的一架美军c－46运输机。

运输机呼啸着，飞过立江、横阳，到福建长汀停下。稍息体息，杜月笙即乘车去铅山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。见到杜月笙，顾祝同极为高兴，立即让手下腾他卧室房的一间房子做杜月笙的起居室。两人就如何接收上海的工作详谈了两天。两天后，杜月笙一行坐上顾祝同为他们准备的汽车，到达浙江淳安。这时陆京士等人早已在当地恭候着了。

淳安在当时犹如战争中的桃花源一般，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小市镇。镇上有许多的上海人以及上海人开的店，多半是旅馆、饭店、茶楼、酒肆。早在两年前，杜月笙便在此处设立了通济公司的分公司，作为国统区与沦陷区物资交流的一个据点。杜月笙与戴笠苦心经营的忠义救国军总部也设在这里。

当晚，杜月笙泡了个热水澡洗去旅途中的风尘，然后泡了壶配茶，在院子里一边纳凉，一边听陆京士介绍了当前的情况。听完之后，他发号说：“京士，你得辛苦一趟，去上海布置。再让徐采丞速到淳安来，我得让他先稳住工商界。”

徐采丞是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商业方面的代表。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“民华公司”常务董事长，与杜月笙的总公司设在重庆的“通济公司”有商务往来。而这个“民华公司”又是日本特务机构支持的。所以说，杜月笙通过徐采丞和国民党、日本特务、汪伪政权都有来往，准备好充分的退路。

徐采丞来后，跟杜月笙谈了上海许多落水投敌的工商界汉奸的现状。他们都纷纷请他转告杜，希望日本投降后，设法保护他们。

这些人杜月笙全认识，有一些人比如谢葆生之类还是他的弟子。他是从小混帮派的，所以了解打通人脉对壮大势力的重要性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历来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回上海后要是想马上就能玩得转起来，必须得有这些人推磨。于是在当天夜里，杜月笙给重庆的蒋介石发报，他向蒋建议，对这类落水的工商界人士将来应给以宽大处理，不宜牵涉过多的人，以免伤及元气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杜月笙又叫来徐采丞，对他说：“你立刻回去告诉大家放心，我已经给委座发过电报。只要一有回电，我马上通知上海。”

知道杜月笙的口风松动，上海很多工商业的人物都开始活动，许多与敌伪有关的汉奸产业有的给他补上股东；有的认他做后台老板，分一部分股权给他，避免日后被查封没收。连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去见他。这一切，杜月笙都一一答应了。杜月笙又像是恢复了当年的上海滩大亨的风光，变得异常忙碌起来。

但是，蒋介石对杜月笙的这份电报却迟迟没有答复。

当时戴笠在淳安，专搞联络敌伪军，布置胜利后阻止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部队进入上海、南京及京沪沿线大城市等阴谋活动，杜月经通过在沦陷区的众多弟子，向戴笠提供了许多当时京沪等地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。

在公开的场合，戴笠时常对人们暗示，杜月笙是蒋介石派到东南去协助军队主接接收工作的，他将出任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。对此，杜月笙常笑而不答。他的弟子们也四处放风，说杜月笙身上装着委员长的秘密委任状，一旦到上海，就将公开。

其实杜月笙在淳安的一个多月中，想的最多的事情，也就是自己能不能当上上海市市长。当然，他估计是不会有大问题的。所以，当传纷起时，他倒也泰然处之。

因此，在敌人还未正式投降，重庆所派的接收人员还没到达，杜月笙已经在进行这种变相的“接收”，成为发“劫收财”的第一个人了。

除了提供机会给自己的好友之外，戴笠还指挥军统特务抢先发起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。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夜不眠，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，以便与全国的600多个支台、分台保持24小时的联系。通过这些电台向各个沦陷区发出形形色色的委任状、命令和手令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一批批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、总指挥部总指挥、行动总队总队长；至于纵队司令、支队司令等等，更是有如过江之鲫，数不胜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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